本报记者 陈文君

　　万物生来平等，却有时间层面上的不对等。我们去饭店点一碗米饭，结账时不会为那些米粒可能种出来的粮食埋单。几十年前，孩子描绘美好祖国的图画里，林立烟囱的和漫天的黑烟会被视为一种壮丽。然而再时过境迁，再观念改变，也没人觉得蒸汽机的发明应该被取缔。既然我们的正确总是阶段性的；既然有的污染是现在才界定的；既然有些达标变成不达标是新规建立后的，那就是说，在以今日之是攻诘昨日之非中，不是所有污染都代表罪恶。

　　法制社会是靠契约维护关系的，越多人认可的契约越易实行。要知道，最大的社会成本在于误解，并非是炸了多少个烟囱。可老是有歪和尚念坏了经卷，人总是受最切近力量的影响，所以就心理感受而言，多数人最厌恶的往往不是贪脏枉法的酷吏，而是掀小贩摊子的城管。当社会管理者自认为代表绝对正义对“罪恶们”执法时，肆无忌惮就成了当然，人性的暴戾就会下意识的流露出来，历史上多少“肉体消灭”都是明证，连一般人玩笑时都保不齐会冒出一句“整死你得了”。

　　我们一路涉水趟到法制与治污的交汇处，二水相激湍流复杂，能摸着过河的石头已经不那么明了了，就像空调一样，调到15度也不见得马上就凉快，明明是29度却吹得你感冒，符合物理规律却难合心意，没有比人心更险恶的江湖了。

　　要建立经济中的法制和谐，中庸之学大可借鉴。中国哲学最讲究的是平衡，平衡的意思就是有进必有出，禁之后便是放，导引为重，禹治水比舜成功正是用疏代替了堵。伟大成于细节，平抚人心，平衡经济利益是首要，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跟进是新政推行无碍的保证。

　　经济与生活互嵌，产业调整带来的是社会转型，河道变化，光挽挽裤已经不太容易趟过河了，是到了该设计桥的时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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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与发展真的是硬币的两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