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进化论》是在思科CEO钱伯斯提议下完成的,不过经过了摩尔对创新理论和案例的扩充和完善,最后发展成探讨“伟大公司如何持续创新”的话题,引用了100余家公司的案例,唯一存在的思科影子只是:书中各个章节后都有针对思科进行的研究结论。 吴仕逵 文
成熟企业要摆脱惯性是很难的,很多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比如阿迪达斯就一度处于破产的边缘,扭转这种颓势经历了好几任老板和CEO,因为他们遭遇历史的惯性,企业越大、品牌越强,惯性就越大。惟有创新,才能对抗这种惯性。但是,创新和惯性一直是困扰企业的两股力量,可以说,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一个保守党,一个民主党。即使爱迪生和贝尔在世,也会为此苦恼不已。
刘长乐则不,他是快乐的,他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打造出一个凤凰,靠什么?他说:“电视的本质是什么?是创新。电视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你必须超越,把过去的自己像影子一样踩在脚下。”如何去超越,他说:“就是去做,前赴后继去做。”说得很有豪气,如果看了这本书,也会长出刘长乐的豪气来。
别的书讲产品的创新,摩尔关注技术的创新。他依据五阶段品类生命周期理论和鸿沟模型,分析出企业如何根据实际选择创新的模型,以更正曾经的错误。有的企业的创新不符合市场的需求,劳而无功;有的企业创新项目太多,以致互相拥堵,有的创新把稀缺的时间、人力、资源浪费在不能促进竞争优势的项目上,这些都是盲目的创新,本书给他们一个理性的思路。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中说起一件事,他曾到温州采访,见到当地一位农民企业家,把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半辈子企业的积蓄拿出来,捣鼓永动机。永动机已经被科学证明不可能,但这位仁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毫不松懈,全神贯注地在实验。同时,自己妻子还在为孩子上学的钱而头疼。为这种执着而盲动的精神所打动,吴晓波不禁泪流满面。如果这位仁兄看过本书,大约不会再那样偏执了。宝丽来公司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说:“每一个创造行为其实就是一个愚蠢行为的突然中止。”
思科中国总裁林正刚就是聪明人。林总热心创新,但公司资源有限,很多创新也有价值,但拿不出资源进行投入,面对机遇和资源的抉择,摩尔提出了核心和外围的观念,林总学会了解放外围所占用的资源,把他们集中到核心上去,安置在具有辐射作用的关节点上。不管市场瞬息万变,林总总是成竹在胸,因为他可以冷静地把所有问题分为核心和外围,知道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创新是历史的起点,但真正的创新是一种否定,因而遭到反弹。皮尔·卡丹60多年来从未停止创新的精神:“我已被人骂惯了,我的每一次创新,都被人们抨击的得无完肤。但是,骂我的人接着就做我所做的东西。”摩尔赖以得出结论的高科技公司,没有遇到卡丹的遭遇,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内在的成功?
德鲁克蹲在通用,出了《公司的概念》,成为名著;摩尔蹲在思科,出了《企业进化论》,将要成为名著。我们的财经作家何时也到联想、海尔、华为蹲出一点新管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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