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履新：面对怀疑和管制的加强

　　易纲(来源：南方周末)

      从稳健的货币政策，到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再到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领域耕耘十年之久的易纲，在2008年，将和他的同仁们一起迎接反通货膨胀的重任

　　30年前，他是知青队长，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经历了那个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政府的职能与定位。

　　15年前，他是“盗火者”，在北京大学一个荒废的花园，经历了一番“洋插队”后，他和一帮熟谙经济学理论的青年学者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后来荒废的花园变成了古朴秀雅的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长为中外闻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重镇。他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原因是可以普及经济学思想火种，再由学生们将这火种燎原。

　　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12月23日，国务院发布任免令，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之前，易纲已经在央行行长助理的位置上停留了约4年，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十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在新的位置上，面对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他能做些什么，他将做些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求解通胀难题

　　1997年，易纲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这年，他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政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以及央行行长助理等职务。在十年时间内，参与和影响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998年，加入央行未久的易纲初试锋芒，预警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了对策，认为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2003年，他集结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解释了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过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货币政策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界都更多把易纲看做一名学者，而往往忽视了其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一面。

　　易纲自己也更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依然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授课。他对学生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严在哪里，什么是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又是国家的权利。”

　　南方周末记者曾有幸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堂上，听过易纲的讲课。在谈及政府行为的时候，他回忆了一桩往事：

　　1976年，时年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最后评价道。

　　转眼数十年，如今易纲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其影响范围也早已超过了一块地该种什么庄稼，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转，并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影响还将传递给世界。他举起哪只手，全世界都会屏息观望。

　　这既是一种幸运，也可能是一种煎熬和挑战。正像当年他质疑地方领导一声令下拔了豆苗的行为一样，如今，央行一刀“砍”了信贷的行政式干预，也使包括他在内的中央银行落入了被质疑的尴尬境地。

　　可以预计，易纲履新的这一年，也会是央行受到争议最多、面临挑战最大的一年。

　　首先是经济界对于央行治疗通货膨胀的药方有诸多不同看法。人们认为货币发多了导致通胀，央行应该实行更为严格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利率，才能使通胀得以控制。

　　而对于刚刚推行的信贷配给政策，众多企业和商业银行则叫苦连天。评论界也质疑这一政策，认为央行是在人为地制造经济波动，引发通货紧缩。

　　12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央行：十年改革梦》的评论，这篇评论认为，中国的货币调控呈现出从间接调控回到直接调控的特点，十年央行改革实际上“在原地转了一个圈”。

　　由于我国奉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巨额的外汇顺差近年持续出现，对此央行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对冲由于外汇储备而增加的那部分人民币，希望抑制物价上涨。

　　央行动用的武器包括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特别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窗口信贷指导，还在2007年连续六次加息，其中有三次加息采取的是非对称加息的方式，即提升存款利率的幅度高于贷款利率。结果是央行一方面耗尽了与流动性和通胀抗争的弹药，另一方面效果却并不明显。

　　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的对冲成本越来越高。从2005年开始，三年的成本已经是3000亿，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2008年要付出多少成本，2009年要付出多少成本？

　　经济学家钟伟教授为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第一，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大约冻结5万亿-6万亿的资金，以1.98%的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就是1200亿；第二，央行票据有3万亿，大概每年综合支付约3%的利息；第三，除此之外，每年约需对冲3000亿左右的外汇顺差，假定综合对冲成本为3%，一年下来的成本大约在800亿。这样算下来，每年的对冲成本大概是3000亿。

　　为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现在央行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性，在中央银行法的框架内对通货膨胀实施有效控制。而这一轮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是长期的而非短期的，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可能会持续提高。

　　“这是一个成本昂贵的东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正在缩小。”钟伟说。在目前的顺差格局下，央行维持操作的难度已经比较大，更不用说调控通货膨胀了。从这个角度说，信贷紧缩的行政化干预手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这些应该难不倒他，几年前，他就将目光跳出货币政策的范畴。在1998年治理通缩时，他开出的药方是长期和短期政策的协调使用。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从短期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面临制约，单独实施难以取得最佳的政策效果，从中长期来看，实现可持续的增长的关键则是促进经济结构转换。

　　现在看来，这个判断依然适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更好的协调，而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有赖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1月13日，易纲履新后不久，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易纲再次强调央行将坚决反通货膨胀，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他同时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必须按市场规律因势利导，这样才能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