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皮都蜕皮记

　　■编者按

　　节能减排一票否决制从今年开始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以GDP为纲的官员考核体系在呼吁了多年之后终于得到修正。

　　修正的背后，是中国污染减排任务空前繁重。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的目标，也是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对全球做出的承诺。

　　为了实现目标，中央政府推出了包括财政资金支持、一票否决等一系列政策和行动，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然而，所有的治污和减排都注定是严酷的，因为其实质是重新分配社会成本和价值。

　　在这场重新分配利益的战争中，公共政策、市场机制该有怎样的创新？治理污染和产业升级的途径在哪？资金从哪里来？怎样推动环保技术的研发和使用？这些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战争中，民间智慧不可或缺。如何因地制宜地形成新的制度安排，也是题中之义。

　　2008年是节能减排的关键一年。号角已经吹响，现在是集体寻找解决路径的时候了。

　　从本期开始，本报推出“节能减排路径系列报道”，希望记录下全国各地寻找答案的努力。如果哪个地方或哪些行业在节能减排上有什么经验或困惑，请与我们联系：deng007@vip.sina.com，让我们一起分享和分担。

　　从排多少污水建多少污水治理厂，到根据河流环境容量倒推生产能力，这是“皮都”水头镇一个治污理念的大转变：环境优先取代了GDP优先。然而，无论对排污企业还是地方政府而言，减少生产能力就意味着减少收入，这种转变除了从上到下的共识，更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

　　仅仅几年前，在温州西南的水头镇这个“中国皮都”，每天要处理的生猪皮高达1.2亿张。在处理过程中，每张皮都要用大量水加上化学物质褪毛、脱脂、软化、染色。然后这些含有致癌物质的污水污泥几乎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了当地的溪头河。

　　不过几年，一河清水很快变成了粘稠的黑色，只能缓缓蠕动，其水质降为劣五类，散发着刺鼻的臭味。河，早已非“河”了。

　　污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破坏绝不仅限于当地，没有享受到制革带来的经济繁荣却无端遭受污染之痛的下游居民甚至想以暴力抗争。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场严酷的治污战争在县领导的带领下打响。

　　“我把乌纱押在这里了”

　　这一片地方不管晴雨都浸在污水里。镇党委书记姚宗纯头一次去那里，穿上了最好的一双两千多元的皮鞋，“出来就直接报了废”。

　　“我把乌纱押在这里了。”回首这3年，陈景宝一口饮尽满杯啤酒，杯子啪地墩在一家排档的桌上。

　　陈是浙江省平阳县委常委、副县长，2004年自邻近县城调来，主管水头镇治污。“一年前如果记者来，我们如临大敌。现在，你随便逛随便采。”他猛一挥手。

　　记者于是一头扎进了有“中国皮都”之称的水头镇。

　　这是一个位于温州市西南的乡镇，却有1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一条叫作溪头河的小河流经此地，汇入名列浙江省八大水系的鳌江。

　　此地的人与河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夹杂着厌恶与依赖、愧疚与放纵。河水给人们创造了财富，也留下了恶臭。

　　自从清朝时当地有人发明出一种可以将一张猪皮剖成3层的刀，制革技术便在这里世代相传。到1990年代初，一种名为转鼓的工具渐渐代替传统的手工生产，水头几乎家家户户都竖起转鼓。到本世纪初，小小一个乡镇每天要处理1.2亿张生猪皮，成为全国最大的生猪皮革加工基地，生皮产量占全国的1／4。水头制革的年产值高达38亿，也由此贡献了其所在平阳县全县财政税收的1/3强，成为支柱中的支柱。

　　清澈的溪头河却随着水头的繁荣而失却当初的容颜。

　　制革业是水污染大户，每张皮都要用大量水加上化学物质褪毛、脱脂、软化、染色。大量的污水污泥几乎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溪头河，不过几年，一河清水很快变成黑色，粘稠得只能缓缓蠕动，刺鼻的臭味常常熏得人眼泪直流。每年的征兵，水头青年能通过体检的寥寥无几。

　　浙江环保联合检查组的检测报告显示，1992年，鳌江水系还属于二类水质，1995年恶化到劣五类。这是迄今为止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极限，标志着河流基本失去功能。

　　2003年，水头名列全国十大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和浙江省九大案件，限期在2007年11月前完成整改。

　　那时候，这里只有一片篱笆、女人与狗：制革人都是在河滩上用木头和油毛毡搭一个简易工棚，竖一圈篱笆，养几条大狗，女工们穿梭忙碌在一个个转鼓之间。

　　由于几乎没有排水管网，这一片地方不管晴雨都浸在污水里，村民们也习惯了一年到头穿雨鞋。镇上党委书记姚宗纯头一次去那里，穿上了最好的一双两千多元的皮鞋，“出来就直接报了废”。

　　水头人对此却绝口不提视若无睹，他们家里几乎都有转鼓。但是下游的村子却一个比一个愤怒。

　　陈景宝刚上任，下游麻步镇的二三十个村干部就齐齐找上门来，待到他第二天专门去镇上为此开会时，身为副县长的他在一堆村长、支书中间连头都抬不起来，“像是文革时开批斗会”。

　　村干部尚且如此激动，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可想而知，据说曾有人打算炸掉自来水管，也有人提议拦住水头车辆必经的道路。那一年，浙江省发生了四起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官员们个个提心吊胆。

　　回来后，陈景宝想了一夜。是对付群众，还是对付工厂？他的答案是后者，理由很简单，面对愤怒的群众，他抬不起头，可是换作工厂，他理直气壮，老板们却都理亏地陪着笑脸。

　　断腕：从事后治理到源头减排

　　平阳官员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清查风暴，总共出动了6万多人次进行扫荡式检查，而污水依然源源不断。“那排出来的可就是美元啊。”

　　此前几年，水头其实已经开始了一波三折的治污之旅。最初的思路与全国大部分地方目前依然盛行的治污思路相同——拼命盖污水处理厂，有多少生产能力，便配套建立多少处理厂。

　　早在1998年，平阳县政府牵头，建起了第一个污水处理厂。为了筹款，政府规定工厂都必须要为每个转鼓交纳数千元。

　　“头一次要为污水花钱，成本一下增加上十万，我们当然不干。”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一位制革老板说。加上污水厂建立中政府官员有腐败行为，水头老板们反应激烈，举着标语大游行。

　　有趣的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污水厂的“好处”——成为污水处理厂的股东后，一些并未经过环保部门批准登记的转鼓便曲线获得了生存许可。于是，形势急转直下，踊跃“入股”者众。

　　老板们自己盖起了3个污水厂，加上政府后来新建的，水头每日可以处理污水7.15万吨。

　　与此同时，拆除油毛毡与篱笆的浩大工程也开始了。水头的3000多个转鼓分属1200多家企业，被要求组建成165家。

　　到2006年，57万平米油毛毡被拆掉，一片片新厂房盖起来。可是尽管企业少了，他们却只是将转鼓搬到一起在一个企业名下进行生产而已。转鼓还是一样多，污水也丝毫未能减少，溪头河黑臭如昔。这时三年整改期限已过去3/4，平阳主要官员们急得常常睡不着觉。

　　正在此时，为了治理好全省八大水系中最糟糕的鳌江，浙江省邀请专家统一编制了鳌江流域的环境容量规划，并且决定按照规划来给沿岸市县分配污水指标。

　　出口被卡死，水头治污的思路被迫发生了一个大转折——按照环境容量来倒推生产能力。

　　经过专家们的测算与论证，结果令平阳官员们一筹莫展：按照省里分配的指标，依据目前的处理能力来计算，水头每天只能排放污水1.7万吨。这意味着，每天只能有几百个转鼓进行生产。

　　是将整个制革基地全部推倒重来，还是在现有基础上改造？思路刚刚确定，路线之争却又浮现。后来一算账，“没钱革命，只能改良。”

　　艰难的“轮片限产”开始了，水头的转鼓们开始排班轮产。那更像是一场猫与老鼠的游戏。平阳官员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清查风暴，总共出动了6万多人次进行扫荡式检查。至于在凌晨突然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去离县城一小时车程的水头突击检查，已成为陈景宝与环保官员们的日常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