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软件外包中国逻辑：摒弃1.0模式 抓住2.0机会

　　从九十年代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了以管理咨询来推动的新模式，让IT与业务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个模式持续了大概十年左右。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的IT行业价值链上的定位，就是把像IBM、Oracle、SAP、Microsoft等技术提供商的知识传递到我们的员工脑袋里面，然后组成行业解决方案交付给客户。

　　随着技术的成熟，又发展到了第三阶段，以印度公司为代表的高效化与规模化的战略外包和全球交付模式。中国的外包公司大部分还是处于这个模式的起初阶段，包括我们公司在内，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现在要发展到第四阶段了，当初被迫分开软件和服务现在可能又要开始合在一起，但内容与形式完全不一样。

　　举个例子，我们一个客户是全球比较大的物流公司，我们帮他开发仓库管理软件并运营，然后按每个入库的箱子的个数收费。客户不关心我们用Windows还是Linux还是Websphere。

　　如果这个模式变成了一个主流模式，不管对IT产品行业还是IT服务行业，将是革命性。可能对Microsoft，Oracle这些产品型公司冲击力更大。相反如果软件公司不转型，在十年就会遇到巨大的麻烦。所以这个对中国公司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陈浩：软件一直是联想投资非常重要的投资方向，到今天为止我们差不多投资了十家软件公司，包括软件外包、软件产品和软件服务公司。

　　我们从2001年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当时IT产业内对软件外包的看法还是存在很大分歧，甚至很多不看好的声音。我记得在2000年前后，就有一些软件外包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为日本提供外包服务。我们比较欧美外包和日本外包，发现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需求内容不同和营销模式不同，所以印度的外包企业在日本市场上也遇到极大困境，这就给了中国公司机会。

　　我们2003年投资的第一家软件外包公司——中讯软件于2005年在香港成功上市，但他们今天也遇到了成长的瓶颈，这可能就是跟前面讲的欧美和日本是两种不同的外包模式有很大的关系。2005年我们又投资了文思创新，是面向欧美软件外包公司，去年在美国成功上市。

　　我觉得中国对欧美的软件外包在最近五年发展非常快，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来自于客户这一方面，这些欧美跨国公司把中国当成新的市场，纷纷进入中国开拓本土市场，建立开发中心，同时也帮助培养了一批提供外包服务的中国公司。

　　岑惠彬：我个人做外包已经近十年了，在IBM负责印度， 巴西、中国等地的外包业务。对于中国市场，美国分析机构Gartner提出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语言上的，因为印度有讲英文的先天条件，巴西有先天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条件。我们中国近几年也非常注重英文和日文的发展。第二个是中级管理人才，中国的人才是非常丰富，但是缺少能够对外跟国外的客户直接交流的，中国需要一方面培训本土人才，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从国外回来的华人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中国缺少品质管理，我跟欧美、加拿大、日本的客户交流，尤其是日本的客户对品质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中国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加强。

　　主持人：关于中国发展软件外包产业的模式，是否走印度的道路、能否跟印度竞争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Sushil Asar：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说，现在来到中国做IT业，就像看电影，这部电影在印度已经看过，现在中国又重演一遍，只是角色不一样。

　　李映：内容一样的电影，通常第二部总比第一部差很多。

　　中国究竟该怎样演好这部电影？我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的时间，我认为外包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几年之前是“外包1.0”，是基于成本的外包，是被迫的。印度外包市场的蓬勃发展，其实就是一个成本的外包，因为它已经有足够的规模效应，如果我们研究再重复它这种道路，挑战和压力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做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做出很大的外包公司。

　　现在谈产业发展路径，必须注意外包产业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外包不是成本的外包，而是技术的外包和人才外包，我把它叫做“软件外包2.0”。“外包2.0”有两个重要内容，第一是技术外包，技术不再是单一和集中的IT系统，而是分布全球的系统和服务，比如云存储，云计算，比如软件即服务(SAAS)，这种分布的系统和服务要求很好的基础设施。这方面我们跟印度来比是领先的，而且有政府这方面的支持。

　　第二是人才外包。传统基于成本的外包重点是考虑成本。但是比如像Google这样的企业，它到中国并不是因为成本的因素，而是因为中国市场大，而且总是能够很快地找到很多能够满足新技术发展项目要求的人才，这才是关键。所以像我们EMC的中心，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在人才上有优势，在这方面能够领先。

　　我觉得软件外包2.0是技术外包、人才的外包，是我们软件外包非常独特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个机会，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的。

　　史炜：中国市场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必须要搞技术外包，搞成本肯定没有竞争优势。中国的软件产业在前三十年，基本上是跟在跨国公司后面走。现在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是，中国自身的市场已经明显显现出来了。

　　我说中国和印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印度软件产业是集国力来支持的，依赖的是国际环境，我们中国无论走输入输出的外包，即便不跟国际合作，只要我们是技术型的，中国自己的市场就足够大。而技术层面突破，最终还是要靠我们的企业。

　　软件企业现在要做什么？我们要给这些制造业企业上课，然后真正在ICT(信息通信技术)的角度寻找新的市场空间。我们的软件外包市场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软件外包上受制于发达国家，他们不会把最好的东西让我们操作。所以最好是依靠本土的产业，逐步让这些发达国家让步。

　　黄为桥：印度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服务外包的行业，但是它的制造业相对来说比较弱，中国真正的强项在于制造业，所以我们软件业应该把眼光逐步地放到我们国内的市场上，帮助中国制造业克服成本上升带来的困难。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本地的市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中国成本的提高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是这对我们这种做整体信息化解决方案的软件企业的影响是有限的，真正受影响的是那些制造业，制造业本来利润就只有10%，汇率升值10%就没有利润了。所以摆在中国经济面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提高我们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提高他们产品的层次，而不再停留于低级的加工产品供应商。

　　实际上我们的客户不需要去国外找。就比如苏州，那里的企业都需要提升产品，提升管理。我们最近跟浙江的一个民营企业谈信息化建设，这是一个年销售额超过2亿美元的公司，大都出口到海外，但它只有一个财务软件和一个静态网站。这种企业随便做一些信息化的建设的话，就可以省5%到10%的成本，但是说服像这种民营企业认识信息化的价值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一旦说服他们，这块市场还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中国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软件外包市场？

　　邵凯： IT服务外包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从国内到国外，一个是从国外到国内。外包是包给国外，从中国走出去出口，这个是科技部和商务部讲了很多年的，但是没有真正实现了软件出口，而是实现了软件工程师劳务的出口。软件是一种服务能力，在中国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的做法应该是在中国为高端企业做好服务，包括对国内的公司做好服务。中国的市场很复杂，信用比较混乱，物流资本各方面要求更加复杂，在一些领域里面，基于中国的系统更加先进。比如说基金管理软件，一家美国的客户要求我们为他们供应一套软件，因为他在美国的东西在中国不能用，我想我们这套软件如果做好了，在全球推广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中国的证券交易系统在全球来说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高端的服务做好了，我们在国内的市场就很大。

　　主持人：我们应该向印度学习什么？

　　郁珉：印度是从软件开发做起来的，但10年前他们的公司就开始做行业解决方案，5年前所有的建议书都包含了运营维护部分，现在更是以IT服务外包自居。所以他们一直保持了高增长。在应用服务这一块，我们应用开发的增长只有5%到6%，但是应用的测试在16%，应用系统的管理就是10%的增长。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印度的地方，我强烈建议应该拓宽服务领域。

　　低端的软件开发外包竞争激烈，利润低，但拓展到其他方面，就明显不同。EMC的李总提出的技术路线就是一个方向。万国数据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相对于其他全球布局国家的基础架构优势，来为国内软件服务外包乃至IT服务外包提供高端技术和基础架构的能力和环境。这也是为什么万国数据计划在全国外包基地城市中建设高级数据中心的原因。

　　Sushil Asar：我认为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非常重要。印度为什么成长，是因为市场很公正很公平。其实我到中国来发现，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印度政府提供的支持，因为印度的软件外包行业发展应该是靠机遇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完全是有计划有策略的。

　　陈浩：我的建议是要关注我们的外包服务对象——跨国公司在中国各个区域的发展策略。把他们吸引来了，留住了，自然外包企业就会在这个区域成长起来。

　　郁珉：我很赞成引进来，比如说惠普在中国做的生意是20多亿美金，但是采购额达到了40多个亿，相对应的，是惠普在印度的交付中心的人数和中国的比例是3∶1，大家知道目前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在IT离岸外包上的份额比例远不止这个数。